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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英
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苏区红测的摇篮。可以说，中国领导经济建设、创造红色计量，是从闽西苏区开始的。闽西苏区红色测度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促进了闽西苏区的经济发展，为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央苏区乃至新中国的计量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开创了先例。
长汀素有“小红上海”之称。
一、闽西苏区红色计量建立的社会历史背景
民国时期闽西的度量衡管理十分混乱，新旧器物并存，各地的计量数值也各不相同。以永定为例。量具的种类有很多种，如裁缝尺、鲁班尺等。计量器具方面，有永定斗、永定胜、粮桶等。酱油、酒、醋等液体都是以斤来计量的。衡器方面有城关秤、司马秤、城市秤、英磅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突出表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
一方面显示了其土地的地位。“据对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的调查，85%的土地掌握在收租阶层手中，农民平均拥有的土地数量已不复存在。超过15%。”长汀土方“土地全部被土豪劣绅霸占，仅土豪土志明一人就拥有粮田千余担”。永定太平李坎市地主卢行功，拥有土地近千亩，年均收取干粮租金七万多斤；金丰里南溪村地主苏振福，拥有200多亩土地，每年收取2万至3万斤的租金。在干谷，洪坑村林勋的兄弟各拥有200多亩土地，年租金为干谷两万多斤。上杭县古田村的大地主黄永子，占地2000多亩。武平县湘东地主冯兴若家有田地一千四百担。广大农民受到封建地租、高利贷和田税的严重剥削。“每个县的地租低至60%，长汀为70%，连城南乡高达80%。”“龙岩的利率最低为每月2分，连城武平长汀平均为3分，上杭、永定平均为2.5分，利率最高的各县为12分。”可见认为当时的赋税重，地主利用农民争夺耕种，土地被剥夺永久租佃权，地租逐渐提高，索要租金，建立了铁租制度。天心鸡等附带剥削，甚至农村的土豪强行夺取、购买土地，在这种封建主义的剥削下，农民的破产和贫困十分严重，平均六个县的贫农数量其中龙岩、上杭占80%以上。
另一方面，突出表现在工商业上。客家人是闽西的主体民族，至今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宗族组织制度。这些氏族严格控制圩田。例如，上杭县就有很多宗族共享的集市。焦阳市场为县城东北部傅姓所有。他们利用宗族权力代表的身份，操纵市场、实施犯罪。“凡是货到了集市，无非就是故意敲诈勒索，或者一两到三四五分，说是用牙，其实是敲诈勒索……不公平，也不合法，对民生危害极大。”市场上的一切活动，如度量衡、商品种类等，都受氏族的管理。这阻碍了商业活动和手工业生产的独立发展。
然后就是帝国主义的入侵。“自从帝国主义工业品入侵以来，闽西手工业逐渐破产，洋布打败了土布，洋纸打败了土纸，香烟打败了丝绸。”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闽西和全国一样，社会经济衰落“农民停耕，工人失业，商业停顿，百业枯萎，金融混乱”。加之军阀混战，过度的征税和勒索，使广大工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民国初期，闽西使用的币制十分混乱，有银元、银角、铜、杂毛等。闽西苏区建立初期的白银价格并不统一。例如，1931年，各种货币的价格比较就相差很大。七厘米半，老毛和民国府官局用了足足十分，铜片百分之十八。太平区光阳为十四四分，华阳为十四分，归海为八分。金凤区广阳十六岁。毛，贵海毛七里”。当时有传言，上杭商人做软货、硬货，买卖货物时，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如豆子、银币一斗一元多。纸币一元多四升五十块，这些行为已经“影响到了苏区经济的周转、财政的调整，以及国家的财政和群众的生活”。”
1929年，闽西苏区也出现了“剪刀现象”。“米价低，土特产滞销，农民还没有挑担子，没用，只能拼命耕种一些田；同时，商业资本扩散，新的社会资本尚未形成，又实施白人势力的经济封锁，国外工业品价格普遍上涨，造成剪刀差现象。这种“剪刀现象”仍然在剥削农民。“城市商业资本垄断市场，抬高洋货价格，压低本地产品价格，农民用大量农产品换取少量工业品。”结果必然是商场冷落，百货商店滞销，随之而来的是产业萎缩和工人失业增加，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衰退。”
2、闽西苏区标准化计量管理的建立与发展
闽西和平长乐、龙岩后田、上杭焦阳、永定骚乱后，红色政权开始建立。1929年秋，红四军第二次进入福建。他们武装夺取政权后，领导广大工农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使他们在政治上成为国家的主人，扭转局面。经济上。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领导工农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合作社等工商业，以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
红计量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闽西苏区巩固政权、改善民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闽西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其商品流通主要依靠民间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民间商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使商人能够正常经营，闽西苏维埃政府实行了保护和鼓励私营商人的政策。
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中规定“统一度量衡和币制”。1930年2月，上杭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借贷题》《商人条例》等决议，规定制造的秤必须标准化，并对秤的使用进行监督。应进行商业和贸易。1930年3月，闽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中的《劳动法》明确规定“雇工不得用金规模剥削工人”，“一切劳动和资本”不得从现金中扣除，不得用银水打30折、20折”、“专家不准吃秤”。特别明确指出“商人所用的秤必须相同，不得用来剥削工人和农民”。这些措施打击了中间剥削行为，维护了市场公平和消费者权益。闽西苏维埃政府在中共闽西“大一”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取消开采银水”、“取消食鳞”，并严格监督进一步监督管理的称重仪器。1931年11月，全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吸收闽西经验，将统一度量衡写入《宪法大纲》。
在具体操作中，苏联政府不仅吸收了国内的经验，而且尊重闽西的风土人情和传统习惯，规定了一些计量单位。常用的单位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等。货币单位包括圆、角、分和文。重量单位有、二、斤。土地面积单位有担、亩，容量单位有升、斗、担，长度单位有丈、尺、寸。在粮食收购和贸易工作中，使用米斗、米升等竹制计量器具。1升是16两，10升是1桶，1桶是16斤。苏区国营药厂生产的溶液采用CC机组。长度测量工具有大秤、小秤、秤、竹尺、算盘、木尺、铜格尺、天平秤、木杆秤等。105城市英尺，035米。
此外，红色测光在农业水利、道路桥梁等方面也有突出表现。苏区农业生产中，按照亩灌标准疏浚了一些坑、渠、城镇，以满足灌溉的需要。1929年，提出河堤灌溉措施要保证质量，河堤必须按照“高四尺、下宽七尺、上宽三尺”的标准修建。1930年，闽西苏维埃政府按照3亩、100亩水浇地的标准，开挖了月山、苏厝塘、羊厝塘、红昆塘三个蓄水工程。在福建军区的协助下，按照万亩灌溉标准对长汀丁光陂进行了疏浚。此外，长汀青岩鲜池、上杭古田白莲池、禄丰仙池、鄯善普树池等，均建水深数尺，水田数十亩。1931年底，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按照丁光陂一万多亩的灌溉标准，在瑞金野坪乡修建了东花陂。截至1934年4月，瑞金共有田地341745担，其中灌溉319938担，灌溉率达94%。这
1930年2月，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详细讨论了水利题，并作出了具体规定。到1934年春耕时，仅长汀、宁化、汀东三县就修复了北镇街道2366条，并新开辟了数十条。长汀县大浦区十里铺修建了10里长的水道，受到中央国土部门的励。随后，长汀新桥区又修建了17英里长的运河。
1932年6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第9号指令，规定了架设电话线木杆的直径和长度标准。1933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第18号指示，提出《道路建设规划》，对苏区桥梁、道路建设提出标准，要求省道县道宽五尺，县道宽四尺，区道宽四尺，村道宽三尺，按照中央指示执行。
红四军《致商人和知识分子的书》
三、对闽西苏区计量管理标准化的巨大贡献
闽西苏区标准化计量管理的建立，促进了闽西苏区的经济发展，稳定了经济秩序，提高了产品质量，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了闽西苏区的军需和民用。福建苏区.为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一、从闽西苏区实际出发，开创了计量标准化管理先河
闽西苏维埃政府从闽西实际出发，领导军民进行经济建设，重点发展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和合作社。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闽西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对发展闽西苏区经济、稳定经济秩序、巩固闽西苏区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福建。
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将“统一度量衡币制”写入立法决议。至此，开创了标准化计量管理的先河。1930年3月2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也发出通知，要求苏区商业市场统一度量衡。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吸收闽西经验，将“统一度量衡和货币制度”写入《宪法大纲》。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在闽西工农银行的基础上成立国家银行福建分行。
度量衡管理给苏区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促进了苏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闽西及永定县等地区时，直到1935年1月29日，永定县政府才下令废除旧度量衡制度，代之以新度量衡制度。1937年2月，永定成立威信度量衡厂，后因战事频繁而被迫关闭。
在建立计量标准化管理的伟大实践中，闽西苏区从土地革命斗争和苏区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开创了中央苏区计量标准化管理的先河，成为典范。为了苏区的经济建设。从而对闽西苏区人民经济生活的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使苏区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为巩固苏区政权、改善民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2、推动闽西苏区私营企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从而促进闽西苏区经济发展
私营企业是闽西苏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私营企业在闽西苏区经济流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活跃闽西苏区经济、恢复生产、保障革命战争物资供应、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1929年春天红军第四军首次进入福建，发出鼓励和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致商人和知识分子的信》，到1999年在福建举办的“一苏大学”。1931年讨论私营企业有关政策的中心内容标志着闽西苏区私营企业政策的发展和完善。
圩田是闽西苏区的主要贸易场所。土地革命后，闽西苏维埃充分发挥农村圩区贸易的作用，改造了旧圩区。政府制定了统一的度量衡，规定政府对公牙人颁发证书，严禁各种形式的封建剥削。在商的剥削下，旧集市被发展成为红色集市。当时，闽西苏区圩田遍布城乡，贸易十分活跃。例如，长汀市有东西红米市场，分别位于水东街大观寺和迎北街，主要交易大米、豆类等农副产品。每天都有1000多人从邻近县城赶来赶集，沿途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仅大米、大豆、小麦的交易量就达到每天7万多斤。长汀市红市场贸易的繁荣，连接了长汀与周边瑞金、石城、会昌、宁化、上杭、连城等地的经济联系，使长汀成为闽西、赣南地区主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加之长汀工商业的发展，现已成为中央苏区的商业中心和中央苏区的“红色小上海”。先后建立了中华织造厂、长汀煮盐厂、红军服装厂、红军竹帽厂。军民品私营商店多达367家。隔壁的宁化成为“中央苏区的乌克兰”，是产粮大县。对外贸易方面，苏区每年向白族地区出口粮食300万担、矿石300万担；购买盐的价值约为900万元，布的价值约为600万元。
苏维埃政府在闽西采取的“统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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